中国资本管制的主要目的，是防止非居民持有与贸易和长期资本流动无关的国内人民币资产。
他们也有各式各样的黑心工厂，那时候的美国比起我们今天的行业黑幕毫不逊色 进入专题： 第三世界 发展模式 。
而现在跨国公司和全球公司为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将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廉价生产基地，然后将产品运回母国，因此美国和西方成为消费型社会。首先，随着资本和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向地球另一半的转移，推动了亚太和拉美地区的经济发展，其中特别是中国，1978年以来中国获得了5000亿美元的外来投资，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世界投资中心，美国500强企业前10名都有在中国投资，并且它们在中国的生意份额越来越大，超过其本土成为盈利的主要来源。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中国随即又成为全球最大的出口国和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外汇储备已达到2.8万亿美元。其次，全球资本和技术从西向东的转移改变了全球经济循环机制。发展经济学理论是关于第三世界如何突破困境，走向经济增长的理论。
在这一循环机制中，全球财富出现了倒流，富国在变穷，穷国在变富。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政治全球化打开了经济全球化这个潘多拉盒子，饥渴的资本纷纷从美国和西方涌向地球的另一半，就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因为那里有巨大的市场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与此相比，美国和西方因为发展，趋于饱和，投资回报空间越来越稀薄。虽不能说高工薪收入者绝对不是高收入者，但起码目前被公认的、造成最重要的居民收入差距的所得来源，如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等，并未涵盖。
又如，这一次的工资薪金所得费用减除标准的提高，尽管目标在于体现所谓居民基本生活费用不纳税的原则，尽管也进行了多方面的有关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的精细测算，但仍未走出一刀切式的老路，并未贴近人们关于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基本诉求。故而，无论这一次的调整内容是什么，它都并非是个人所得税的整体改革。有别于分类所得税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所得税制的基本特点，是除少许的特殊收入项目外，其余的所有来源、所有项目的收入都须在加总求和的基础上，一并计税。作为中国现行税制体系下几乎唯一的直接触及居民收入的税种，个人所得税的改革走向，既牵动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又事关国家的宏观政策布局，涉及到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的判断。
但是，以全部工薪收入群体作为一个整体，28%和72%的对比关系又说明，这一次的减税，并不能覆盖工薪阶层中的中低收入者。不同经济境遇的人，便可以脱出标准减除额的局限而适用差异化的扣除规定，从而使得按净所得征税成为现实。
再如，这一次的调整范围，虽推出了扩大45%最高税率覆盖范围等加大对高收入者调节力度的举措，但被加高了税负的所谓高收入者，至多只是工薪收入群体中的高收入者，而并非是全部的高收入者，甚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高收入者。离开了个人所得税，政府对于居民收入分配的调节，便可能陷于空谈状态。故而，无论这一次的调增税负动作有多大，它所能触及的，可能并不是目前最需要调节的高收入者我国政府应积极采取得力措施，在鼓励企业抓住机遇积极稳步走出去的同时，切实解决企业的困难，维护其海外利益。
对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五个方面的政策建议我国企业走出去要审时度势，趋利避害。在近日举办的第五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侯云春在发言中提出，跨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较高形式，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持久动力。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更贴近外部市场需求，拓展海外销售渠道，获取和建立国际品牌，提升服务的质量和水平：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获取国际先进技术，吸纳海外高素质人才，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走出去有利于我国企业在更大的市场范围内配置资源，稳定资源供给，帮助东道国培育新的生产能力。国际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正处于大调整、大动荡时期，大宗商品价格震荡上行，汇率波动、主权债务危机与地区性突发事件、政局动荡相交织，加之部分国家针对我国企业的贸易投资保护主义日益上升，这些都加大了我国企业对外投资与海外经营的风险。
我国企业要高度重视走出去的风险防控，大力提升国际化经营的硬实力与软实力。跨国直接投资作为经济全球化的较高形式，既是经济全球化的内在要求，又是经济全球化发展的持久动力。
其次，继续加强国家间的对话与合作，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现全文刊发，敬请关注。
企业能否成功走出去，在很大程度上在于有没有国际化的人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作为国务院直属的政策研究机构，我们近年来一直将实施走出去战略作为研究的重点之一。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越来越多的企业通过跨国直接投资参与国际分工，形成了全球生产价值链，在企业大幅度降低成本、提高效益和竞争力的同时，大大促进了东道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首先，要进一步完善政策服务体系，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创新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交互式公共信息平台。后危机时代，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着难得的外部机遇。
国家对中小企业国际化给予特别的支持，是国际通行的做法。但是，与发达经济体相比、与我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相比，我国境外直接投资仍存在明显差距，受到资金短缺、人才匮乏、经验不足、机制不顺、信息不畅和政策扶持不力等问题的困扰。
创新金融服务体系，改善政策性金融机构对企业走出去的服务，完善企业走出去的信用担保制度，提高企业的融资能力。在全球化时代，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必须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最近我们调查发现，语言人才——尤其是懂专业的小语种人才以及法律人才的缺乏，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国际化。我衷心希望我国有条件的企业能够以强烈的国家使命感、勇于开拓的企业家精神、开阔的全球视野和真诚的共赢意识，积极实施走出去战略，将企业的国内事业拓展到海外，并且尊重当地的传统、风俗和文化，推进管理本地化，将企业发展与东道国的发展结合起来，不断增强企业的国际化经营能力，为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作出更大贡献。
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危机后企业资产价格的下降也为跨国并购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本届研讨会以绿色·低碳·新产业·新商机为主题，非常契合当前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和世界经济大调整的时代背景。中小企业因其自身的特点，在走出去时需要国家给予更多的帮助。
作为政府与企业的桥梁，中介机构在企业走出去过程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对于企业在海外经营中遇到的不公平待遇，我国驻外机构应通过各种渠道帮助解决。
许多国家支持企业国际化的政策都是通过中介机构来实施的。企业走出去是我国互利共赢开放战略的重要内容，是主动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的重大举措，是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通过大力实施走出去战略，我国将会有一批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成长壮大为世界级的跨国公司，提升在全球生产价值链上的地位。与国内投资经营相比，海外投资本身就面临着一系列独特的风险，包括政治风险、市场风险、汇率风险、法律风险等，同时还面临着跨国、跨文化整合与运作的风险。
针对我国目前中介机构数量少、规模小、水平低、功能不全、服务不到位等问题，应出台一些特殊的支持政策，促进中介机构的成长壮大。截至2009年末，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约2460亿美元，境外总资产超过1万亿美元。尽快建立境外直接投资的风险预警和应急机制，高度关注可能的风险，做好风险管理工作。第五，加大对中小企业走出去的支持，促进中小企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
在现有政策的基础上，创新财政税收制度，通过财税政策调整，增强企业资金实力。第四，大力培养和引进国际化专业人才，为企业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对外投资不同，我国企业大都不是在拥有所有权优势、内部优势和区位优势之后才进行境外直接投资的，而是通过走出去来获取这些优势。通过多边、区域、双边的对话与交流，建设共同抵御风险、促进经济社会稳定、反对投资保护主义的国际合作机制，打造有利于企业走出去的国际环境。
改革走出去管理体制，简化审批程序，缩短审批时间，提高透明度，杜绝随意性。对此，我们一方面需要加强国内的人才培养，另一方面也可以从海外招收一批急需的有专业背景、会外语、懂法律的复合型人才，并构建不同领域的国际化专业人才库，满足走出去企业的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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